龚克
2018年4月5日
今天是穆旦（查良铮）先生诞辰一百年。这一百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由衰向兴、站起来、富起来并努力强起来的一百年。穆旦先生诞生时，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已到危急存亡之秋。穆旦先生17岁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霸占东北、兵临华北的危难局面，他写下了《哀国难》，诗中说：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坟墓里的人也许要急起高呼：
‘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
你良善的子孙们呦，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
可惜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
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
次年，18岁的穆旦又写下了《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
“当军号叫出了悲壮的挽曲，
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
这是光明最后的一瞥，
我们脚下已踅来敌人的阴影。
祖先的血汗任凭践踏，
死寂中充满了苦痛的呻吟，
平原上裂出新的血痕，
一只铁手扑杀了光明”。
“我们咬着一千斤沉重，
对她最后敬礼，含着泪心”。
这里，我们强烈感受着青年穆旦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对中华文明的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在抗战艰苦的岁月放弃刚刚获得的西南联大教职而携笔从戎，他可以面对胡康河畔的白骨、在野人山的绝境中顽强坚持，他可以写下那么多顽强抗争的救国诗句，他可以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时不顾亲朋劝阻毅然从美国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他可以在连续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诬为“历史反革命”而判处管制劳改和常年残酷批斗的逆境中坚守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今天我们纪念穆旦先生，首先就要学习他沉厚的家国情怀。
第二，纪念穆旦先生，我们要学习他博大的仁爱之心。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穆旦作品中，最早的一篇，是不满六岁的童年穆旦作为“城隍庙小学第二年级生”在天津报纸上发表的短文。这篇只有一百来个字的短文，讲的是一对母女走在路上，一辆汽车奔驰而来，母女急忙躲开。女儿问，“这车为什么这样的臭呢？不会是车里的人，吃饭过多，放的屁吧！”母亲说，“不是这样的讲。这汽车的臭味，正是他主人家内最爱的气味呢！”——这是家境相对宽裕的童年穆旦对世间不平等的愤懑。后来，穆旦上中学的时候，发表了《两个世界》一诗：
“丝缸里，女人的手泡了一整天，
肿的臂，昏的头，带着疲倦的身体，
摸黑回家了，便吐出一口长气……
生活？简直把人磨成了烂泥！
美丽的世界仍在跳跃，炫目，
但她却惊呼，什么污迹染在那丝衣？
同时远处更迸出了孩子的苦——
‘妈，怕啊，你的手上怎么满铺了血迹？’”
诗中，贵妇人的抱怨和孩子的哭喊，用 “同时”两个字，强烈地对比起来，这是青年穆旦对人间不平等的鞭挞，也透出他对穷苦劳动人民的爱。在回忆穆旦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对子女那样真诚博大的爱。他在身处逆境、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资助已故朋友的家眷，多么难能可贵。穆旦先生怀着这样的爱心，度过了他久遭屈辱困厄的一生，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深深起敬。
第三，纪念穆旦先生，我们要学习他坚忍的学术追求。他是诗人，是翻译家。在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刘文飞先生说，他是诗人中最好的翻译家，或是翻译家中最好的诗人。可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写诗的呢？他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从事翻译的呢？他的诗绝大多数写作于抗战期间（1937年—1945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作的诗歌。1938年2月—4月，西南联大200余师生从长沙步行西迁昆明，跨越湘、黔、滇三省，行程3500华里。在这次“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中，穆旦创作了组诗《三千里步行》：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我们不能抗拒
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1941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写下一首题为《中国在哪里》的诗，诗中写道：
“那是母亲的痛苦？那里
母亲的悲哀？——春天？
在受孕的时期，
看进没有痛苦的悲哀，那沉默，
虽然孩子的队伍站在清晨的广场，
有节拍的歌唱，他们纯洁的高音
虽然使我激动而且流泪了，
虽然，堕入沉思里，我是怀疑的，
希望，系住我们。希望
在没有希望，没有怀疑
的力量里，
在永远被蔑视的，沉冤的床上，
在隐藏了欲念的，枯瘪的乳房里，
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
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
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
一连三遍，“我们必须扶助母亲的生长”！穆旦的诗不是花前月下的吟咏，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在痛苦艰难中透着浓烈情怀的、又有深沉理性思考的诗性的张扬。穆旦诗的语言，既是感性化、肉体化的，又是哲理化、理想化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实和未来的；是柔和的，更是强劲的；是深沉的，又是雄健的，让人有“力透纸背”的感受，这是穆旦诗的特殊美。
穆旦的翻译工作，更为不易，那是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特殊岁月里从事的学术工作。他的子女曾有这样的论述，父亲去世前“嘱咐我们保存的唯一遗物，是一只帆布小提箱”。父亲“曾对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我们打开提箱，里面整整齐齐的放满了译稿！每部译稿的封页都清楚地标明了题目或是哪一部译稿的注释。看到此景，凡是稍微了解背景的人都会感到心灵的极大震动。因为父亲是在遭受精神压抑和身体伤痛的双重困扰下，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完成这些巨大而艰辛的工作的。”明知不能发表，依然孜孜以求、不弃不舍，穆旦的学术工作是完全没有功利的纯的学术。
《唐璜》是穆旦先生于1963年被解除管制继续“改造”期间开始着手翻译的，此后十年间，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他反复整理、修改、注释英国诗人拜伦的这首2万多行的长诗。他的子女写道，在1966年8月一个被红卫兵洗劫家居后的夜晚，“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毛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些正是他的心血和结晶《唐璜》译稿。”后来，“我们全家（六口）已被赶出原住房，搬到一间十几平米的东方里。……在那间闷热的、挤的满满的小屋子的一角，堆放着酱油瓶和饭锅的书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一只小台灯仍伴着他工作到很晚”。这部《唐璜》译著终于在穆旦先生辞世三年后得以出版，并伴随先生的遗骨安放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说到穆旦的学术追求，不能不说到他的学术批判精神，尤令人震动的是他在解除三年管制不久，竟然写下一万多字的长文与批评者公开论争“译诗应采用什么原则的问题”。在长文的结尾处，他说“我想应该在这里着重指出：本文固然讨论了几首译诗的孰优孰劣，但目的绝不是说谁比谁强，甚至也不是专门对那几首诗而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评论哪一个原则更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是要弄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原则”。这里，透着穆旦先生的学术倔强，这是多么坚忍的真理追求。1957年，穆旦先生发表的“九十九家争鸣记”成为后来被治罪的“证据”。那诗的锋芒直指官僚主义：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
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这诗，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拍案叫绝。对于反对“四风”，不乏现实意义。
在沉寂了近20年后的1975年，穆旦先生又重新写诗了。1976年4月，在人民群众用诗歌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镇压的时候，穆旦先生写了一首名为《诗》的诗，其中写道：
“诗，我要发出不平的呼声，
但你为难我说：不成！”
“设想这火热的熔岩的苦痛
伏在灰尘下变得冷而又冷……
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
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
1976年10月，党中央代表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穆旦先生随即又一次写下了讽刺诗《黑笔杆颂》，痛斥那些以“革命”为名义的倒行逆施：
“认真工作，必是不抓阶级斗争；
你把按劳付酬叫作‘物质刺激’，
一切奖罚制度都叫它行不通。
学外国先进技术是‘洋奴哲学’，
但谁钻研业务，又是‘只专不红’”；
“不从实际出发，你只乱扣帽子，
你把一切文字都颠倒了使用：
到处唉声叹气，你说‘莺歌燕舞’，
把失败叫胜利，把骗子叫英雄，
每天领着二元五角伙食津贴，
却要以最纯的马列主义自封”。
诗人是如此地憎爱分明！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翻译家，穆旦先生的学术追求，也是对祖国强盛、人民幸福的追求，是对社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无论怎样的磨难，都没有磨灭的坚忍的追求，正是这崇高的追求成就了穆旦。
穆旦先生在中国发生历史转折的前夕不幸辞世，假如他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们的党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历史错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局面，该会是多么……。天不假年天作孽，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的中国，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在这伟大进程中，穆旦的精神和我们在一起。
穆旦的一生，是爱祖国的一生，是爱人民的一生，是做学术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一生。
我在上小学时，最爱读《革命烈士诗抄》，在该书的增订版前言中，萧三先生引用了一个读者来信中的话：
“你要学习写诗么？学习这样的诗歌吧！你要学习做人么？向这样的人学习吧！”
在纪念穆旦先生百年诞辰的发言里，我用这句话作为结语，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的。同时，我特别推荐大家读一读穆旦夫人周与良教授为《穆旦诗文集》所作的序言和她与穆旦先生亲朋为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编辑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一书，以更好地了解这位南开的先贤。
后记：非常感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文学院联合举办“纪念查良铮（穆旦）先生百年诞辰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谢穆旦先生的亲属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朋友给予的支持和参与。会前，我在浙江调研，为了准备发言，请在校的同事从图书馆借了《穆旦诗文集》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送到机场，晚上回津后一直翻阅到凌晨3点多，才形成发言的腹稿。会后，在发言基础上补充修改，遂成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