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与周尔鎏学长在南开的岁月
卢小合 俄语校友
南开大学1961届英语专业校友、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尔鎏先生于2023年12月6日在上海病逝，噩耗传来，惊愕不已。
回想起在南开大学与周尔鎏学长相处的日子，虽时隔60余年，仍历历在目。他那平易近人的身影、低调的本真作风，让我这个从农村山沟里出来的年轻学子，感触颇深。
记得在1961年9月高考结束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南开大学报到。当时周尔鎏学长已是系主任助理，很快他与时读三年级的毛恪豪学友，李汉本学友和我成了要好的书友，课余期间我们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令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大开眼界。我发现，周学长对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地理十分关心，而知识也十分渊博。他指着一个精致的烟灰缸说，这是尼泊尔国王送给他的。
特别是周尔鎏学长对我随后学习上的关怀，至今难以忘怀。他送给我一本俄文版的《英语语法》，要我把英语这个第二外语学好。为了学好英语，在后来工作期间，我把这本语法书译成汉语，同时还时不时地请教时任河北师大英语教师的毛恪豪师哥，竭力弥补失去的年华和知识。如是，在中学当不再教我的本专业俄语时，能顺利地肩负起授课英语以及高中毕业班的课程，这与周学长的对我的嘱托与赠书是分不开的。诚然，我在河北省社科院搞巴赫金学研究时，英语也大有助益，但深感没有更熟练地把握英语知识，有辜负周学长对我的期待之嫌。
更难忘的还是我与周尔鎏学长还是棋友。这期间，每逢星期天下午，我就去他家下棋。当时，周学长对我说过，他一家三口占了三个大城市，他在天津，他爱人在北京，他儿子在上海。周学长在南开时只有一人，更让我肆无忌惮地成了他家的常客。他家开始在东校门北面的教师楼，后由于他在1964至1965学年间回炉学习一年，家就搬到第二食堂东边的单身教师楼，直到他去北京工作。我与他下棋都在这两个地方。他家与我所见的普通人家一样，没有太多的家具，只有一个衣橱，一张双人床，一张十分普通的桌子，上面放一台不大的电子管收音机。周学长说，这是七妈（即邓颖超）在他与王章丽同学结婚时的礼物。家里的摆设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这是下棋的好去处，无人干扰，思考棋路多长时间也不限，但不能悔棋。我们俩人棋艺相当，有时厮杀得难解难分，因此，下起来特别惊心动魄，也十分有趣。时间过得也十分快，一个下午在不知不觉打发掉后，就巴不得的下个星期天的到来。
最为难忘的是，周尔鎏学长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期间，时为196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去通县（二外所在地）找他，那时已经四点钟左右。他说学校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于是我和他及他爱人三人就去他们在三里屯外交部的家。记得那是一栋四层楼，他们住在顶层，两室一厅，厅与厨房，卫生室占一间，他家住一间，还有一间是另一家的。因那家人在国外，所以厅与厨房由周学长一家使用。房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摆设，但令我惊讶的是人家已经用上煤气了。我们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摆起龙门阵来。王章丽说，她下楼去买鱼，我们就一边下棋，一边做开水。我俩只顾楚河汉界开心厮杀，却忘了炉子上还做着开水呢，待王章丽买鱼回来，我们还沉浸在没下完的一盘棋局中 ，但壶里的水已经熬干了。“还在烧着开水呢！”她的喊声把我们从鏖战中惊醒过来，但好在没有把壶烧漏。王章丽同学只是嘟囔了一句，就去默默做饭抄菜去了。而我这个人也不知好歹，只顾下棋，什么忙也不帮，甚至连吃饭都要她喊我们。饭后已经很晚了，周学长到下面总参部一家熟人处借了一张钢丝床，我就舒舒服服在他家的厅里连住两天。周同学说，我们的脾气挺合得来，他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来看待。可见，周学长就是这样性情随和的人。
自那次见面后，我就面临着分配工作。后来我就到了石家庄工作，此后我们俩人就没有再见过面。上世纪70年代虽然我注意到周总理出国访问时常出现周尔鎏的名字，有几次我出差北京图书馆看书，也到北大校长办公室、社会学研究所等处找过他。
周学长一生低调，踏实做人，在我面前从未提起“七爸”周恩来总理。在介绍那台收音机时，也只说是“七妈”送的，并未说“七妈”是谁，但我知道指的是谁，因为毛恪豪早就告诉过我，“七妈”是邓颖超。可见他的为人是从不夸耀自己、居高临下、夸夸其谈，而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像对我这个没见过大世面、也不知礼数的来自农村山沟里的小赤佬一样。
周尔鎏学长安息。
卢小合
2023-12-19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